2003 巴菲特致股东信

注：以下表格刊登在年报正文的对页，信中有所引用。

伯克希尔与标普500指数业绩对比

注：除以下例外情况外，数据均按日历年度计算：1965年和1966年的年度截止日为9月30日；1967年为截至12月31日的15个月。

自1979年起，会计准则要求保险公司按市价而非此前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量所持有的权益证券。在本表中，1978年及之前年度的伯克希尔数据已按新准则进行了重述，其余各项均使用最初公布的数字。

标普500指数的数据为税前数据，而伯克希尔的数据为税后数据。如果像伯克希尔这样的公司仅仅持有标普500指数并据此计提相应的税费，那么在该指数录得正回报的年份，其业绩将低于标普500；而在指数为负回报的年份，其业绩则会优于标普500。长期累计下来，税务成本将导致相当可观的落后幅度。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有股东：

2003年公司净资产增加了136亿美元，A股和B股每股账面价值增长了21%。自现任管理层接手的39年以来，每股账面价值由当初的19美元成长到目前的50,498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2.2%。^*

不过，真正重要的是每股内在价值，而非账面价值。在这方面，消息是好的：从1964年到2003年，伯克希尔已经从一家摇摇欲坠、内在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北方纺织企业，蜕变成一个业务广泛多元、内在价值远超账面价值的企业集团。因此，39年来我们内在价值的增长率，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账面价值22.2%的增长率。（想要更深入了解内在价值，以及我的搭档、伯克希尔副董事长查理·芒格 (Charlie Munger) 和我经营伯克希尔所遵循的商业原则，请阅读我们的股东手册，从第69页开始。）

虽然并非完美，但账面价值的计算在伯克希尔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作为衡量我们内在价值长期增长率的一个略显保守的指标。然而，在评估单一年度业绩与标普500指数的对比时（对比表格见对页），账面价值的参考意义已不如从前。我们的股权持仓，包括可转换优先股在内，占净资产的比例已大幅下降，比如从1980年代平均114%降至2000-03年平均50%。因此，股市的年度波动对我们净资产的影响程度已经远不如以往。

尽管如此，伯克希尔相对于标普500的长期表现依然至关重要。我们的股东可以通过指数基金，以极低的成本买入标普500。除非我们未来每股内在价值的增长能够跑赢标普500，否则查理和我就没有给各位增添任何你们自己做不到的东西。

如果我们做不到，将没有任何借口。查理和我拥有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首先，在我们背后有一支无与伦比的经营团队支撑着各项业务。如果有一座企业界的名人堂，我们旗下的许多CEO肯定能名列其中。伯克希尔业绩上的任何不足，都不会是这些经理人造成的。

此外，我们在管理上享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自由度。大多数公司都背负着体制性的包袱。比如说，一家公司的历史可能把它绑定在一个前景有限的行业。更常见的问题是，来自股东群体的压力迫使管理层跟着华尔街的节拍起舞。很多CEO能够顶住压力，但也有不少人屈服了，被迫采用了与他们本意完全不同的经营策略和资本配置方式。

在伯克希尔，无论是历史包袱还是股东的压力，都不会妨碍我们做出明智的决策。当查理和我犯错时，用网球术语来说，那纯粹是"非受迫性失误"。

经营收益

当估值相近时，我们强烈偏好拥有整家企业而非持有部分股权。不过，在我们经营的大多数年头里，股票通常是更便宜的选择，因此在那些年里，我们的资产配置大幅向股票倾斜，正如前面引用的比例数字所示。

然而近年来，我们发现越来越难找到股价被明显低估的股票，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手头上不断膨胀的可用资金。时至今日，市场上能买到足够大的量、从而对伯克希尔的业绩指针产生实际影响的股票，只剩下十年前的一小部分了。（基金经理人往往从做大规模中赚到的钱，远多于从把业绩做好中赚到的。所以当有人告诉你基金规模增长不会影响投资业绩时，你最好退后一步：他的鼻子马上就要变长了。）

找不到价格诱人且能承载大规模资金的股票，对我们并不构成困扰——前提是我们能找到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来收购：(1) 拥有持久而良好的经济特征；(2) 由才干与品德兼备的管理者经营；(3) 价格合理。近年来，我们确实买进了不少这类企业，虽然还不足以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现金。在企业收购方面，我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有些是做了不该做的，有些是该做却没做的。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收购还是为我们带来了不错的每股收益增长。

下面的表格量化了以上的论点。但首先我必须提醒大家，增长率的呈现可能因为起始或终止日期的精心选择而产生严重的失真。比如，如果起始年份的收益很小，一个本来平淡无奇的长期业绩也能被包装得很惊艳。这种失真的产生，要么是因为基准年的公司规模还很小——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内部人员能够真正从所宣传的优异业绩中受益——要么是因为一家大公司当时刚好处于盈亏平衡线附近。同样地，选择一个表现特别好的终止年份，也会让增长率好看很多。

1965年现任管理层接手时，伯克希尔就已经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了。但1964年它仅赚了175,586美元，也就是每股15美分，几乎就在盈亏平衡的水平上，以此为基准来计算任何收益增长率都毫无意义。不过在当时，连这点微薄的收益都算不错了：自1955年伯克希尔精纺联合公司 (Berkshire Fine Spinning Associates) 与哈撒韦制造公司 (Hathaway Manufacturing) 合并之后的十年里，两家公司合并后累计亏损了1,010万美元，数以千计的员工被裁掉。这显然不是一桩天作之合。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为大家呈现伯克希尔的收益增长图景，起始年份定为1968年，同时每隔五年再加一个基准年。我们列出了多组计算结果，好让各位自行判断哪个时段最有参考意义。之所以从1968年开始，是因为那是我们经营国民保险公司 (National Indemnity) 的第一个完整年度——那是我们为拓展伯克希尔版图而进行的第一笔收购。

我不认为以2003年作为终止年份会扭曲我们的计算结果。这一年我们的保险业务表现极佳，但由此带来的收益大幅提升，基本上被我们大量持有的现金等价物所赚取的可怜利息所抵消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以下所有数字均不包括资本利得。

往后我们仍将延续过去的资本配置方式。如果股票变得比买下整家公司明显便宜，我们就会大举买入。如果特定的债券变得有吸引力，就像2002年那样，我们会再次大量吃进。在任何市场或经济环境下，我们都乐意买入符合我们标准的企业。而且对于那些合格的标的，越大越好。我们的资金目前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情况会周期性地出现。这让人很不好受——但总比干蠢事好得多。（这可是我从亲身惨痛教训中学来的。）

总的来说，我们确定伯克希尔未来的表现将远远不及过去。尽管如此，查理和我仍然希望我们能交出略高于平均水平的成绩。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并购活动

老读者都知道，我们的并购案来源经常出人意料。但要说起源最奇特的，没有哪一笔比得上我们去年收购克莱顿房屋 (Clayton Homes) 了。

这个不可思议的线索来自田纳西大学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的一群金融系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阿尔·奥克斯尔 (Al Auxier) 博士。过去五年来，Al每年都带着他的学生到奥马哈 (Omaha) 来，参观内布拉斯加家具店 (Nebraska Furniture Mart) 和波仙珠宝店 (Borsheim's)，到Gorat's牛排馆吃牛排，然后到Kiewit大楼跟我座谈，通常大约有40名学生参加。

经过两个小时的互动之后，参访团照例会送我一份感谢礼物。（礼物不到手，门是不会开的。）往年的礼物包括菲尔·富尔默 (Phil Fulmer) 亲笔签名的橄榄球，以及田纳西州著名女子篮球队的篮球。

然而今年二月，参访团选择送我一本书——幸运的是，正好是克莱顿房屋创始人吉姆·克莱顿 (Jim Clayton) 刚出版的自传。我早就知道这家公司是预制房屋行业的标杆，这份认知源于此前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买入了该行业最大公司之一Oakwood Homes的一些困境垃圾债券。当时我并不了解预制房屋行业的消费贷款操作已经糟糕到了何种地步。但我很快就学到了教训：Oakwood随即宣告破产。

必须强调的是，预制房屋能够为购房者提供非常好的性价比。事实上，数十年来，这个行业建造的房屋占全美新建住房的比例一直超过15%。而且在这些年里，预制房屋的品质和品种也在持续改善。

然而设计与建造技术的进步，并未伴随着销售和融资方式的同步提升。相反，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越来越围绕着零售商和制造商将不良贷款转嫁给不知情的金主身上。当"资产证券化"在1990年代开始流行后，资金供应方与贷款交易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业者的行为也从差变得更差。几年前该行业相当大的交易量，来自于不该买房的买家，以及不该放贷的贷方。其结果是大量的房屋被收回，而收回后的残值少得可怜。

Oakwood充分参与了这场疯狂。但克莱顿虽然无法完全独善其身，其表现却比其主要竞争对手好得多。

收到Jim Clayton的书之后，我告诉学生们我有多佩服他的成就。他们把这个消息带回了诺克斯维尔 (Knoxville)——田纳西大学和克莱顿房屋的共同所在地。随后Al建议我直接给Jim的儿子、公司现任CEO凯文·克莱顿 (Kevin Clayton) 打个电话，当面表达我的看法。在和Kevin交谈之后，我很快就看出他既有能力又坦率实在。

不久之后，我就出价收购这家公司，而依据仅仅是Jim的自传、我对Kevin的评价、克莱顿的公开财务数据，以及我从Oakwood那段经历中学到的教训。克莱顿的董事会接受了报价，因为他们深知公司未来所需的大规模融资可能很难获得。金主们纷纷逃离这个行业，资产证券化即便还能操作，条件也比以前苛刻昂贵得多。这种融资紧缩对收入严重依赖证券化的克莱顿来说尤其致命。

直到今天，预制房屋行业仍然深陷困境。违约率居高不下，被收回的房屋比比皆是，零售商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这个行业需要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一种能够杜绝零售商和销售人员通过注定会违约的贷款来提前套取大笔佣金的模式。那种交易让买方和贷方双双蒙难，并导致大量房屋被收回，进而冲击新房的销售。在一套合理的模式下——要求大额首付款和较短的贷款期限——这个行业的规模可能会比90年代小得多。但它将让购房者在转卖时拥有真正的资产权益，而非一连串的失望。

说到"圆满收官"，克莱顿已经同意收购Oakwood的资产。交易完成后，克莱顿的产能、地理覆盖范围和销售网点都将大幅扩展。附带的好处是，我们当初以大幅折价买入的Oakwood债券，大概还能给我们带来一小笔利润。

至于那些学生呢？十月份，我们在诺克斯维尔为最初激发我对克莱顿兴趣的40名学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我身着学士帽，为每位学生颁发了一张伯克希尔PhD证书（全称是"杰出辛勤的并购推手"）外加一股B股。Al教授则获赠一股A股。如果大家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遇到这些来自田纳西州的新股东，请向他们表示感谢。顺便问问他们最近有没有读到什么好书。

我能理解为什么财政部现在对美国企业界感到恼火，动不动就发脾气。但它应该向国会和行政部门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把矛头对准伯克希尔。

2003财年，企业所得税仅占联邦税收总额的7.4%，远低于1952年战后32%的峰值。除了1983年以外，去年的比率是自193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低的一年。

即便如此，针对企业（及其投资人，尤其是大股东）的税收优惠，仍然是布什政府2002年和2003年减税方案的重头戏。如果美国真的在打阶级战争的话，我这个阶级显然正在大获全胜。如今，许多大企业——其CEO们玩弄税法的本事让你们的董事长看起来简直笨手笨脚——缴纳的税率远远低于法定的35%联邦税率。

1985年，伯克希尔缴纳了1.32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全美企业合计缴纳了610亿美元。1995年的相应数字分别是2.86亿美元和1,570亿美元。而如前所述，2003年我们将缴纳约33亿美元，而全美企业的合计缴税额却仅为1,320亿美元。我们希望未来伯克希尔缴纳的税款继续增长——因为那意味着我们赚了更多钱——但我们同样希望其他美国企业也能跟上来。我觉得这才是奥尔森女士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司治理

在判断美国企业界是否真心在进行改革时，CEO薪酬依然是最关键的试金石。截至目前，结果并不令人鼓舞。少数CEO，比如通用电气 (General Electric) 的杰夫·伊梅尔特 (Jeff Immelt)，率先推出了对管理层和股东都公平的方案。然而总的来说，他的榜样获得的赞美远多于实际的跟进。

薪酬之所以失控，我们不难理解。当管理层聘请员工，或者公司与供应商讨价还价时，谈判桌两边的利益关注度是对等的。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而牵涉的金额对双方都有切身的意义。结果就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谈判。

但是，当CEO（或其代表）与薪酬委员会碰面时，情况往往是一边——CEO那边——对谈判结果的在乎程度远远超过另一边。比方说，一位CEO永远会把拿到10万股期权还是50万股期权视为天壤之别。但对薪酬委员会来说，这个差别可能无关痛痒——尤其是在大多数公司里，不管给多少，对报告收益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谈判过程往往带有一种"玩大富翁游戏"的味道。

CEO越线的行为在1990年代大幅加速，最贪得无厌者（这个头衔的竞争可是异常激烈）所获得的薪酬方案，很快就在其他地方被照搬复制。这场贪婪瘟疫的传播者通常是薪酬顾问和人力资源部门，他们非常清楚谁才是给自己发面包的人。正如一位薪酬顾问所说："有两种客户你绝对不想得罪——现有的，和潜在的。"

在所有试图矫正这个失灵系统的改革方案中，呼声最高的是要求"独立"董事。但究竟什么因素才能真正激发独立性，这个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在去年的年报中，我考察了共同基金领域中法定"独立"董事的表现。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就已经要求设立这类董事，这意味着我们有足够长的时间来检验法定标准到底产出了什么。在去年的考察中，我们审视了基金董事在两项最核心职责上的表现——无论对共同基金还是其他任何企业都一样。这两项至关重要的职能是：第一，找到（或留住）一位能干且诚实的管理者；第二，给予其公平合理的薪酬。

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乐观。年复一年，在成千上万只基金中，董事们例行公事地续聘现任管理公司，无论其业绩多么惨不忍睹。同样例行公事地，董事们不假思索地批准了在很多情况下远远高于合理水平的管理费。接着，当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被卖掉——通常是以远超有形资产的天价——董事们突然经历了一次"反向顿悟"，立刻跟新的管理者签约并全盘接受其收费标准。实际上，董事们是在说，谁愿意出最高的价钱买下原来的管理公司，谁就有资格在未来管理股东的钱。

尽管这些独立基金董事有如此的"摇尾巴"行为，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坏人。他们确实不是。但遗憾的是，"董事会的氛围"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让他们的受托忠诚基因沉睡过去。

2003年5月22日，在伯克希尔年报发布不久之后，投资公司协会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的主席向会员们发表了题为"我们行业的现状"的讲话。面对那些"指出了我们种种不足"的批评声，他若有所思地说："这让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真的做了什么错事，那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心你许的愿。

在短短几个月内，全世界开始得知，许多基金管理公司一直奉行着损害其所管理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政策，同时却不断抬高自身的管理费。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些违规行为被揭发之前，这些管理公司就已经享有令美国企业界都为之艳羡的利润率和有形资产回报率。然而为了进一步膨胀利润，他们竟以令人发指的方式践踏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那么这些遭到掠夺的基金，其董事们在做什么呢？在我写这封信的此刻，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位董事终止了与违规管理公司的合约（虽然那些公司自然也开除了一些员工）。你能想象这些董事在自己的钱被骗的时候，也会采取这种"小伙子嘛，难免的"的态度吗？

更过分的是，至少有一家违规管理公司已经把自己挂牌出售，毫无疑问地希望通过把它所管理的基金"交付"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而大赚一笔。这完全是一场闹剧。基金董事们为什么不直接从竞标者中选出他们认为最优秀的公司，然后直接跟对方签约呢？这样一来，中标者就省去了支付给前任管理者的巨额"买路钱"——这个违背了受托原则的前任管理者根本不配拿到一分钱。不必承担这笔收购成本，中标者肯定可以用远低于常规的管理费来运营这些基金。任何一位真正独立的董事都应该坚持用这种方式来选任新的管理者。

现实是，无论是已施行数十年的投资公司董事监管规则，还是新近出台的针对美国企业界的规定，都无法催生出真正独立的董事。在这两套规则下，一个人如果100%的收入来自董事酬劳——而且还希望通过入选其他董事会来增加收入——竟然被认定为独立的。这简直荒唐。同样的规则却说，伯克希尔的董事兼律师罗恩·奥尔森 (Ron Olson)，尽管从我们这里获得的收入可能仅占他丰厚总收入的3%，却不具备独立性——原因仅仅是这3%来自伯克希尔支付给他律所的法律服务费，而非他作为伯克希尔董事所获得的酬劳。请放心，无论这3%来自何处，都不会影响Ron的独立性。但如果一个人从董事酬劳中获取20%、30%甚至50%的收入，那就很可能削弱其独立性了，尤其是当他的总收入本身并不高时。事实上，我认为在共同基金领域，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在任何一个特定年份，一家承保长尾型保险的公司（即理赔往往要在损失事件发生好多年后才会了结的险种），其CEO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短期报告收益。这个行业因为虚报负债而导致收益数字严重失真的情况，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大多数错误是无心之过。但有时也是故意为之，目的是糊弄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审计师和精算师通常都未能阻止这两类错误的发生。

我自己偶尔也会犯错，尤其是几年前未能及时发现通用再保险无意中少提了损失准备金。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向各位报告了不准确的数字，而且这个错误还导致我们过早缴纳了大量不必要的税款。啊！（惨叫一声）。不过去年我告诉过各位，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准备金提列处于适当水平。到目前为止，这个判断经受住了考验。

以下是伯克希尔各保险板块的税前承保业绩：

* 这些合同的说明见2002年年度报告第10页，可在www.berkshirehathaway.com上查阅。简而言之，这部分由几份巨额保单组成，可能会产生承保亏损（设有上限），但同时提供了异常庞大的浮存金。^1

受管制的公用事业

通过中美能源控股公司 (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我们持有多种公用事业80.5%（完全摊薄基础）的权益。其中最大的几项包括：(1) 约克郡电力 (Yorkshire Electricity) 和北方电力 (Northern Electric)，拥有370万电力用户，是英国第三大配电商；(2) 中美能源 (MidAmerican Energy)，在爱荷华州为68.9万电力用户提供服务；(3) 科恩河管道 (Kern River) 和北方天然管道 (Northern Natural)，承运了全美7.8%的天然气运输量。

伯克希尔有三位合作伙伴持有剩余的19.5%股份：戴夫·索科尔 (Dave Sokol) 和格雷格·阿贝尔 (Greg Abel)——这两位出色的管理者经营着这项业务——以及沃尔特·斯科特 (Walter Scott)，我的老朋友，也是他把这家公司介绍给我的。由于中美能源受《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PUHCA）约束，伯克希尔的投票权被限制在9.9%以内。沃尔特拥有控制性投票权。

我们有限的投票权使得我们只能以简化方式将中美能源纳入财务报表。我们无法将其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完整并入报表，而只能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各记一行。或许某一天——也许很快——PUHCA会被废除或会计规则会改变。届时，伯克希尔的合并报表将全面纳入中美能源，包括它所使用的大量债务。

这笔债务的规模（它目前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伯克希尔的义务）是完全适当的。中美能源多元化且稳定的公用事业运营可以确保，即使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下，总体收益也完全足以偿还全部债务。

截至年底，中美能源最次级的债务中有15.78亿美元是欠伯克希尔的。这笔债务使得收购交易可以在我们三位合伙人无须追加其已经相当可观的投资的情况下完成融资。通过收取11%的利息，伯克希尔为投入资金取得了合理的回报，而我们的合伙人也免于被稀释各自的持股比例。

中美能源还拥有一项重要的非公用事业业务——美国家庭服务公司 (Home Services of America)，全美第二大房地产经纪商。与我们的公用事业运营不同，这项业务的周期性很强，但我们对此依然充满热情。我们拥有一位出色的经理人罗恩·佩尔蒂尔 (Ron Peltier)，他凭借自身的收购和运营才能，正在打造一个房产经纪帝国。

去年，家庭服务公司参与了486亿美元的房产交易，较2002年增长了117亿美元。其中约23%的增长来自年内完成的四笔收购。通过我们旗下的16家经纪公司——它们都保留了各自的本地品牌——我们在16个州聘用了16,343名经纪人。随着我们继续收购领先的地方性经纪业务，家庭服务公司在未来十年几乎肯定会大幅增长。

现在到了忏悔时间：如果我当初更果断地关闭通用再保险证券部门，我确信至少可以为大家省下1亿美元左右的税前损失。查理和我在合并通用再保险的时候就知道其衍生品业务不招人待见。账面上的利润在我们看来虚幻不实，而且我们觉得这项业务承载着无法有效衡量或限制的可观风险。更何况，我们知道这个部门万一出什么大问题，很可能与金融或保险世界的麻烦同步爆发，而这些麻烦会波及伯克希尔的其他业务。换句话说，如果衍生品业务需要支撑，它就会在我们最需要把伯克希尔的资本和信用部署到其他绝好机会上的时候，把这些资源挟持走。（一段历史插曲：1974年我们就有过类似的遭遇，当时我们成为一桩重大保险欺诈案的受害者。有一段时间我们无法判断这桩欺诈最终会让我们损失多少，因此被迫持有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现金等价物。若非如此，我们本可以大举买入当时价格便宜得离谱的股票。）

要是换作查理来做决定，他一定会迅速关闭通用再保险证券部门——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我却犹豫不决。结果就是，我们的股东为退出这项业务付出了远高于必要水平的代价。

• 虽然我们把通用再保险规模不小的人寿和健康再保险业务归入了"保险"板块，但阿吉特·贾恩 (Ajit Jain) 的人寿和年金业务却在这个板块下列示。原因是这项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资金套利。我们的年金产品种类繁多，从直接在网上销售的零售产品，到要求我们在7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向严重受伤人员支付赔付金的结构清偿安排，应有尽有。 去年我们在这项业务中实现了一些额外收入，原因是我们此前以折价买入的某些固定收益证券提前清偿了本金。这种情况已经结束了，因此这个板块在未来几年的收益很可能会下降。^2
• 我们在价值资本公司 (Value Capital) 投资了6.04亿美元，这是一家由马克·伯恩 (Mark Byrne) 运营的合伙企业。伯恩家族多年来以多种方式帮助过伯克希尔。伯克希尔只是Value Capital的有限合伙人，不参与马克公司的管理决策。该企业专注于高度对冲的固定收益投资机会。马克聪明而诚实，他和家人在Value Capital也有大量投资。 由于安然 (Enron) 等公司的会计丑闻，新规则即将出台，很可能要求我们把Value Capital的资产和负债并入伯克希尔的资产负债表。考虑到Value Capital的负债通常超过200亿美元，而这些负债绝不是我们的，我们认为这一要求并不合理。假以时日，其他投资者会加入我们成为Value Capital的合伙人。当加入者足够多时，我们合并它的要求也就自然消失了。
• 过去我曾向各位介绍过Berkadia，这是三年前我们与Leucadia合资成立的公司，用于融资和管理破产贷款机构Finova的清算工作。当初的计划是我们出大部分的钱，Leucadia出大部分的脑力。事实就是这样运作的。乔·斯坦伯格 (Joe Steinberg) 和伊恩·卡明 (Ian Cumming) 联手经营Leucadia，在清算Finova的资产组合方面做得出色极了，以至于我们在这笔交易中承担的56亿美元担保已经完全解除。这种快速了结的遗憾副作用是，我们未来的收入将大幅减少。总的来说，Berkadia为我们赚了大钱，Joe和Ian是绝佳的合伙人。
• 我们的租赁业务包括XTRA（运输设备）和科特商业服务公司 (CORT)（办公家具）。过去两年，由于经济衰退导致需求下降幅度远超预期，两家公司的收益都比较惨淡。但它们在各自领域仍然处于领导地位，我预计今年的收益至少会有适度改善。
• 通过收购克莱顿，我们同时获得了一项规模可观的预制房屋金融业务。克莱顿和这行里的其他公司一样，传统上都是把自己发放的贷款做成证券化产品。这种做法减轻了克莱顿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但副作用是导致收入被"提前确认"（这是通用会计准则规定的结果）。 我们从不急着将收入提前入账，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实力极为雄厚，而且我们相信，长期持有这些消费贷款的经济效益优于目前通过证券化所能获得的收益。因此，克莱顿已经开始自留贷款。

我们认为，用债务来融资一组经过精心筛选的生息应收账款是完全合理的（就像银行所做的那样）。因此，伯克希尔将对外借款来为克莱顿的贷款组合融资，然后以伯克希尔的借款成本加1个百分点转贷给克莱顿。这个加价对伯克希尔来说是合理的回报——毕竟我们动用了自己卓越的信用评级——同时克莱顿也能以颇为划算的成本获取资金。

2003年，伯克希尔以这种方式借贷并转贷了20亿美元，克莱顿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从退出该业务的金主手中大批收购贷款组合。还有一部分贷款用于弥补克莱顿年初自有业务发放的、后来难以证券化的贷款资金缺口。

大家可能会纳闷，我们坐拥一座现金山，为什么还要去借钱。这是因为我们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哲学。我们认为任何借出贷款的子公司，都应该为其持有应收账款所需的资金支付合理的利率，而不应由母公司来补贴。否则的话，有个有钱老爸只会养成草率决策的坏毛病。与此同时，我们在伯克希尔积累的现金，是留待用于企业收购或是买入有望带来可观利润的证券的。克莱顿的贷款组合在未来几年很可能增长到至少50亿美元的规模，只要信用评估标准得当，应该能贡献可观的收益。

为简便起见，我们将克莱顿全部收益归入本板块，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消费金融以外的业务。

* 包含全部负债。

** 自2003年8月7日收购之日起。

制造、服务及零售业务

这个类别涵盖的业务种类包罗万象。但先让我们看一看该集团整体合并后的简化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2003年12月31日）单位：百万美元

利润表 单位：百万美元

这个种类繁杂的集团，销售的产品从冰淇淋棒到波音737都有，去年的平均有形净资产回报率高达20.7%。不过，我们收购这些企业时支付的价格大幅溢价于其净资产——这一事实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商誉科目中——因此按我们平均账面价值计算的回报率降为9.2%。

以下是较大业务类别或单元的税前收益。

* 麦克莱恩自2003年5月23日收购之日起。

• 我们旗下三家建筑材料企业——Acme砖块 (Acme Brick)、本杰明摩尔 (Benjamin Moore) 和MiTek——去年的经营收益全部创下历史新高。而第四家Johns Manville的收益也在年底呈现上升趋势。这四家公司合计的有形净资产回报率达到21.0%。^3
• Shaw地毯 (Shaw Industries)——全球最大的宽幅地毯制造商——同样创造了历史最佳业绩。在鲍勃·肖 (Bob Shaw) 的带领下，这家公司从零起步发展成了一个庞然大物，2004年很可能再创盈利纪录。去年11月，Shaw从Dixie集团收购了多项地毯业务，预计今年将新增约2.4亿美元的销售额，使Shaw的总收入接近50亿美元。^4
• 在服装板块中，鲜果布衣 (Fruit of the Loom) 是我们最大的业务。鲜果布衣拥有三大核心资产：一个有148年历史、全球家喻户晓的品牌；低成本的制造能力；以及其CEO约翰·霍兰德 (John Holland)。2003年，鲜果布衣在大卖场渠道（沃尔玛、Target、Kmart等）的男性及男童内衣市场占有率达42.3%，女性及女童内衣的份额也从2002年的11.3%提升至13.9%。
• 在零售板块，我们的家具集团赚取了1.06亿美元的税前利润，珠宝业务赚了5,900万美元，喜诗糖果 (See's Candies) 作为制造商兼零售商也赚了5,900万美元。 威利家具 (R.C. Willey) 和内布拉斯加家具店 (NFM) 去年新开的门店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威利在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NFM在堪萨斯城 (Kansas City)。事实上，我们相信堪萨斯城分店是全美销量最大的家居卖场。（我们在奥马哈的门店虽然坐落在同一块地上，但由三个独立的建筑组成。）

NFM是罗斯·布鲁姆金 (Rose Blumkin)——"B夫人"——1937年用500美元创办的。她一直工作到103岁（嗯……这个想法不赖）。她传给后辈的一条智慧是："如果你的价格最低，客户就算到河底也会找到你。"我们服务大堪萨斯城地区的门店，坐落在该市人口最稀少的区域之一，完美地印证了B夫人的话。尽管我们有超过25英亩的停车场，有时还是会停满溢出。

猪湾事件 (Bay of Pigs) 惨败之后，肯尼迪 (Kennedy) 总统告诉我们："胜利有一千个父亲，但失败却是个孤儿。"在NFM堪萨斯城分店轰动开业一个月后，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赢家，因为它引来了一位始料未及的"认父者"。一位演讲嘉宾在提到布鲁姆金家族时说："他们充满信心，而且政府的政策也在发挥作用，使他们得以为我们的1,000位市民同胞提供工作。"讲台上这位骄傲的"父亲"是谁？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

• 在航空服务领域，我们的培训业务飞安公司 (FlightSafety) 的"正常"经营收益从1.83亿美元下降至1.5亿美元。（非经常性项目：2002年我们出售了与波音的合资企业权益，获得6,000万美元的税前收益；2003年我们因飞行模拟器提前淘汰而确认了3,700万美元的损失。）近年来企业公务航空业务明显放缓，拖累了飞安公司的业绩。不过，该公司在业内的领先地位依然无人能撼动。其飞行模拟器的原始投入成本为12亿美元，是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的三倍多。 我们的共享飞机业务NetJets 2003年税前亏损4,100万美元。该公司在美国市场有一定的经营利润，但被3,200万美元的飞机存货减值以及欧洲市场的持续亏损所吞噬。

NetJets继续主导共享飞机所有权领域，而且领先优势还在扩大：潜在客户压倒性地选择我们而非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对手。去年在我们四家之中，以金额计算，NetJets占据了70%的净销售额。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NetJets是如何拉开与竞争对手差距的：我们推出的梅奥诊所 (Mayo Clinic) 高管旅行响应项目——这是我们所有客户都能免费享受的专属福利。无论在地面还是空中，无论在世界任何角落、任何时刻，我们的客户及其家人都可以即时联系梅奥诊所。万一旅途中在国内或海外遭遇紧急状况，梅奥会立即指引他们前往合适的医生或医院。梅奥掌握的患者基础资料也会同步发送给接诊医生。许多客户已经发现这项服务弥足珍贵，包括一位曾在东欧接受紧急脑部手术的客户。

2003年确认的3,200万美元存货减值，是因为年初二手飞机价格下跌所致。具体来说，我们按当时的市场价格从退出的客户手中回购了部分所有权份额，而在我们再次出售之前价格进一步下跌。目前价格已趋于稳定。

欧洲的亏损令人头疼。但任何一家像我们三个竞争对手那样放弃欧洲市场的公司，注定只能沦为二流。我们很多美国客户经常飞往欧洲，他们希望由NetJets的飞机和飞行员来保障安全和舒适。尽管起步较慢，我们现在正以良好的节奏增加欧洲客户。2001年至2003年，我们欧洲业务的管理和飞行收入增长率分别为88%、61%和77%。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成功止住亏损。

NetJets杰出的CEO里奇·桑图利 (Rich Santulli) 和我都预计，2004年欧洲的亏损会减少，而且会被美国的利润所抵消。绝大多数客户都深深爱上了NetJets的体验。一旦客户试过我们的服务，再回去坐商业航班就像从拥抱倒退回牵手。假以时日，NetJets将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并在客户满意度和利润两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Rich会确保这一点。

股票投资

下表列示了我们的普通股投资。截至2003年底市值超过5亿美元的个股逐一列出。

2003年12月31日

去年我们增持了一些富国银行的股票。此外，在我们的六大重仓股中，可口可乐最近一次调仓是在1994年，美国运通是1998年，吉列是1989年，华盛顿邮报是1973年，穆迪是2000年。股票经纪人实在拿我们没辙。

对于我们目前持有的投资组合，我们既没有特别兴奋，也没有什么不满。我们拥有的都是一些优秀企业的部分所有权——去年它们的内在价值都有了不错的增长——但当前的股价也已经充分反映了它们的优秀。这一结论带来一个令人不快的推论：在大泡沫期间没有卖出我们几个较大的持仓，是我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如果这些股票现在的定价是合理的，你可能会好奇，四年前当它们的内在价值更低而价格却高得多的时候，我到底在想什么。说实话，我自己也纳闷。

2002年，垃圾债券变得非常便宜，我们买入了约80亿美元。但钟摆摆动得很快，如今这个板块在我们看来明显不再有吸引力了。昨日的野草如今被当作鲜花来定价。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伯克希尔的已实现资本利得在分析层面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账面上有大量的未实现利得，而我们何时兑现——或是否兑现——的考量，与在某个特定时间点报告收益完全无关。不过，为了展示我们投资活动的多样性，各位可能对以下2003年已实现利得的分类明细感兴趣：

普通股的利润来自我们投资组合的边缘部位——正如前面提到的，不是来自卖出主要持仓。政府债券的利润来自我们清仓长期零息国债（这是政府证券中价格波动最大的品种），以及我在金融及金融产品部门所采用的某些策略。我们保留了大部分垃圾债券持仓，仅出售了少数几个品种。被赎回和到期的债券贡献了垃圾债券这一类别中的其余利润。

2002年，我平生第一次涉足外汇市场，2003年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头寸，因为我对美元越来越看空。我应该指出，预言家的墓地里有一大片专门留给宏观经济预测者的区域。事实上，我们在伯克希尔很少做宏观预测，也很少见到有人能持续成功地做出这类预测。

展望未来，我们仍然会——也将继续会——把伯克希尔的绝大部分净资产配置在美国资产上。但近年来，我们国家的贸易赤字一直在把对美国的巨额债权和所有权强行塞给世界其他地区。有一阵子，外国对这类资产的胃口能够轻松消化供给。但到2002年末，全世界开始被这份"大餐"噎住了，美元相对主要货币开始贬值。即便如此，当前的汇率水平不会导致我们的贸易赤字有实质性的缓解。因此，无论外国投资者愿不愿意，他们将继续被美元所淹没。由此产生的后果谁都说不准。但它们可能很棘手——而且事实上，影响范围可能远远超出外汇市场。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希望这个问题能有一个良性的结局。我本人在2003年11月10日的《财富》杂志上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顺带一提，查理对这个建议不以为然。话又说回来，也许我敲响的警钟最终会被证明是多余的：我们国家的活力和韧性一次又一次让唱衰者自讨没趣。但伯克希尔持有数百亿美元的现金等价物，因此持有一些外汇合约来至少部分对冲这一头寸，会让我安心不少。

依照会计规则，这些合约的价值变动必须即时计入资本利得或损失，即便合约尚未平仓。我们在每季度的利润表中将这些变动归入金融及金融产品板块。截至年底，我们未平仓的外汇合约按市值计算约为120亿美元，分布在五种货币中。此外，当我们在2002年购入垃圾债券时，尽可能选择了以欧元计价的品种。目前我们持有约10亿美元的此类债券。

当我们找不到什么令人兴奋的投资标的时，我们的"默认"选项就是美国国债，包括短期国库券和回购协议。无论这些工具的收益率降到多低，我们绝不会为了多赚一点利息就降低信用标准或延长期限。除非我们认为获得了充分的补偿，否则查理和我深恶痛绝承担哪怕一丁点的风险。到目前为止，我们愿意在这条路上走的最远距离，大概就是偶尔吃一盒过期一天的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