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1992年巴菲特奥马哈新闻俱乐部

巴菲特奥马哈新闻俱乐部1992

1992 年

Chris Olson：我们计划六点准时开始。我代表奥马哈新闻俱乐部教育委员会，成员包括Wendy Graham、Hugh Cowden、Warren Franke、Ellen Gatz, Steve Murphy, Eileen Worth, 以及我自己Chris Olson，欢迎大家参加1992-93 年度系列教育研讨会的第一场活动。

今晚的活动形式，大部分时间将是大家与我们今晚的嘉宾沃伦·巴菲特先生之间的问答环节。我们的主题是新闻体。我们希望大家的问题集中在嘉宾与新闻媒体相关的问题上，或者探讨在一些引发媒体关注的特定情况下，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或缺乏互动的情况。《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Robert Dorr，近三十年来一直在报道我们的嘉宾。今晚，由他为我们介绍演讲嘉宾。

Robert Dorr：谢谢，能听到我说话吗？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大家面前介绍沃伦巴菲特，就好比在乡村音乐演唱会上介绍Garnet Brooks。除了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我想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他还是一些新闻机构的所有者，持有《华盛顿邮报》和首府/ABC 广播公司的大量股份，还拥有《布法罗新闻报》。

作为一名多次与沃伦打过交道的记者，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是怎样的体验。他总是很平易近人，彬彬有礼，简洁明了，但通常不抛头露面。一般来说，你得通过与其他人交谈以及查阅公开记录来拼凑新闻故事。不过这并没有让他远离媒体的报道。我今天查了一下我们的电脑，自1983 年以来，他在我们的报纸上就被提及了862 次。沃伦说他会先讲大概90 秒，然后进入问答环节。那么，沃伦，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掌声)。

巴菲特：Howard Simon 过去常说一句话是(挺不清)。他曾是《华盛顿邮报》一名主编，为ben bradley 负责的水门事件工作，后来又参加Neiman 项目。在新闻行业，人们经常向他抱怨，说你都没经过商怎么能写商业新闻，自己都不是足球运动员又怎么能写体育新闻呢。他对此的反驳是，你不需要非得先死了才能去写讣告。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处理新闻的话题，我能给你们的最好建议是，这非常像古语说的:与豪猪亲热(打交道)，你可得万分小心。但不管怎样，我对媒体有着美好的回忆，因为如果没有报业，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

1905 年，我祖父关注着内布拉斯加州西点镇即将到来的县民主党人。信不信由你，那时西点镇大概只有两千人，却有两份报纸，《西点共和党人报》和《县民主党人报》。他的孙子后来也了解到了在这两份报纸工作是怎样一番体验。这两份报纸勉强存续着，我祖父有自己的家庭，我母亲、她的妹妹和弟弟。他们住在报纸办公室楼上，二楼那一排狭小的房间里。我母亲11 岁的时候，就能熟练排版了。事实上，当年那些排版工人为了展示排版操作，还想让她去得梅因参加展览，证明只需要11 岁这么大就能操作这些简单的机器。她会去火车站，火车每天会经过那里两次。火车停靠西点镇时，她就上车，去采访镇上的人，为报纸写报道，还会为报纸拉广告。这些都是她高中时期做的事。她从西点镇高中校报起步。16 岁高中毕业后，她在报社工作了三年，攒钱上大学。她去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内布拉斯加日报》申请工作。面试她的人是我父亲，他当时是《内布拉斯加日报》的编辑。第一学期过后几个月，我祖父的工头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买了一份报纸。于是祖父打电话给我母亲，问她能不能回来帮忙打理报纸，她答应了。所以她休学了一个学期，大约一年后又回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后来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

事实上，我们家两边都对报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再加上遭遇股市大崩盘，我得承认，因为我父亲当时其实想去经营自己的报纸，但在那个时候，他收到了Greg McFribe(我记得是这个名字)的邀请，在一所大学做些相关工作，可能还被告知他经营报纸的想法不切实际。我父亲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找到一份编辑工作，但当时他有个想法，就是让供他上学的父亲决定他的第一份工作。而我祖父那一方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他来到了奥马哈，做了股票推销员。我出生于1930 年，大概是在1929 年11 月30 日前后受孕的。将1929 年秋天股票大暴跌结合我的出生经历，大家就能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如何来到人世间的传奇故事。

现在我的余生都在努力去避免媒体过度影响我的人生。我想这也是我们今晚研讨会的主题。我想最好是现在就开始接受大家提问。我在报业圈子里已经很久了。我曾为《林肯日报》工作，在华盛顿上大学的时候，我送过五份报纸。我派送0.2%的华盛顿邮报，我也同时投递竞争对手《时代先驱报》，我的服务有些草率。正如阿拉巴马州一位出版商所言，他一生的成功全部归功于美国的两项制度：垄断和裙带关系(monopoly & nepotism)。我想当我还是送报员的时候，我忘记了它的垄断一面。好吧，下面来回答问题，越强硬越过瘾。

提问：我从未想过能向你提问问题，我把华盛顿邮报周末版推向全国。几年前，Hobor Hobart Rowan 在他的专栏里写道，美国真实的债务赤字已经超过14 万亿美元，我对这个数字非常震惊，但从没人提起这件事。

巴菲特：这是个很好的数字。别停下。阿肯色州又增加了128 种税收。反正我都会对它们征税。

一方面它可能指的是实际债务，当时可能是3.5 万亿美元。另外，他可能还考虑了社会保障体系中对人们精算承诺的现值。当你几乎向每个人都承诺了与通货膨胀挂钩的退休收入，再计算其现值，那是一大笔钱。另一方面，联邦政府显然有权力在未来对人们征税，实际上就是进行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业务。一开始人们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它被公认为一种代际转移支付。只要联邦政府有征税的权力，可能就不得不征越来越多的税，因为就实际精算成本而言，现在的税收是不足的。

但政府也有庞大的资产。美国所有公司的总价值是4 万亿美元。政府能获得这些公司34%的利润。不考虑州所得税，股东获得66%利润。从盈利能力来看，可以说政府几乎拥有这些公司34%的权益。而且政府有权通过法案，将利润分成提高到40%或50%，从而增加其"所有权"份额。所以政府有庞大的资产，也有庞大的负债。政府有能力去平衡这个等式的两边，因此政府没有降低负债的意愿。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债券一直是最安全的，差不多是最安全的投资。

提问：《布法罗新闻报》会为候选人背书吗？

巴菲特：《布法罗新闻报》会为候选人背书。我接手的时候，报社好像就有这个政策，而且我知道在我们1977 年从布法罗接手后，也会延续这个政策。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不太清楚。但这些候选人都与我们有一定关联。目前的人口普查我不清楚，但布法罗都会统计区(SMSA)的人口大约是130 万。所以我们做过五次背书。哦，大概是1982 年左右。我记得Jack Kent 当时是国会议员，我们还为Barbara Connell、Jack Kent、Hank Nollock，还有谁来着？如果你看看这五个被背书人的投票情况，会发现毫无相似之处。所以我推断，当时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支持现任者。我觉得在总统竞选的时候，人们不太关注报纸的背书。公众对竞选的兴趣越低，报纸背书的意义就越大。在总统竞选中，我猜报纸背书几乎没什么意义。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做。

提问：你认为这些天新闻媒体错过了什么重大报道，我特别关注商业新闻报道，有时觉得它们可能会夸大事件的重要性，或者忽视一些当下就值得曝光的新闻。

巴菲特：没错。媒体报道不像安德鲁飓风那样突然发生。新闻事件是慢慢发展的，而且往往很平淡，没有哪个新闻版面能真正吸引你，让你觉得很有戏剧性。比如说，没人会报道我今天因为多摄入了500 卡路里，体重增加了三盎司。这没什么新闻价值。但20 年后，我的体重比现在重了200 磅，这时候可能就成新闻了。但报道这类事情很难。它们对社会的影响就像冰川移动一样缓慢。对这类事情立法也很困难。人们常说，问题在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政策周期比选举周期长，也比新闻周期长。事件发生后再报道很容易，不管是储贷危机，还是其他什么事件。但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进行报道就很难，因为它们是逐步发展的，今天和昨天并没有太大差别。报道起来非常困难。显然，国家层面的财政失衡是个大新闻，但这个问题存在太久了。你还能说些什么新内容呢？今年赤字是3780 亿美元还是3770 亿美元，这有多大区别呢？报道这个话题真的很难。

其次，有时候新闻事件很复杂。很多年前，20 多年前吧，我和Paul Wynn 聊过储贷行业的问题，他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当时就能预见到内布拉斯加州会出现工业贷款丑闻。如果你看看工业贷款的财务报表，虽然不完整，再看看相关监管规定，就知道会有大问题。但当时《太阳报》没有人能写好这个报道。我们讨论过从外部找人，或者雇一个懂会计和银行业务的人来做这个特别报道，但这又会打击内部员工的士气。事实上，在《太阳报》，我不清楚我们有多少记者，但我们确实缺乏足够的人手和专业能力来写这样的深度报道。储贷危机发生后报道就容易多了，因为事情已经很明显了。但这就是个难题。

人口问题也是这样，长期来看，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你也不想去世50 年后，某天新闻还在报道说"今天全国人口比昨天多了2.8 万，达到50 亿了"，然后就这事讨论个没完。这有点困难。我觉得，优秀的新闻机构，这取决于资源，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偶尔做一些专题报道。比如《费城问询报》在过去五六年里做过两三个这样的专题，重印的需求很大，这些报道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但要挖掘出那种轰动性的新闻很难，而且这类新闻对读者或观众的影响更大。但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提问：关于商业新闻，最近我读了一篇报道，与伯克希尔和富国银行相关，你对富国银行失去信心了吗？

巴菲特：个股我不做评论。我不对此表态。我从不推荐，甚至不会评论个别公司。

提问：如果只允许你阅读两份金融刊物，你会选择哪两种？

巴菲特：我的答案和五六年前不一样了。假设我会在日报和杂志中各选一种，我可能会选《纽约时报》和《财富》杂志。我假设能从这些刊物中获取所有有价值的信息和统计数据，就新闻刊物而言，可能就会选这两种。我给你们讲个有趣的故事。大概四五年前，《纽约时报》的年报在苏尔茨伯格的信中被放在开头段落，第二段也有提及。信中说，《纽约时报》几乎能在同一天送达美国所有重要的大城市。但当时在我们这里，报纸根本无法送达。所以我写了封信，我说："亲爱的French，有这样的限定词真遗憾。我真正不满的是，我有个朋友在一个人口只有这里一半的地方，他每天都能收到报纸。而我们在母校所在的地方，却收不到。"我还把朋友收到报纸的情况附在信里。我的朋友Joe Rosenfield(格林内尔学院捐赠基金受托人)，他给苏尔茨伯格写信，他说："亲爱的苏尔茨伯格先生，我知道您在处理这件事。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收不到报纸。"他还说："从数据上看，我们这里确实比母校所在的地方小。但那些人连自己州的名字都能拼错。我考虑了这个请求，您或许应该这么做，因为这是您拓展业务的一部分。"他还说："一开始，我可能不太乐意，但之后就知道会怎样了。"不管怎样，后来我们开始能同一天收到《纽约时报》了。这可能不只是因为我的信，乔的信也起了作用，但总之我们能收到了。

提问：你对写人物特写的采访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巴菲特：我想说，在过去十年里，甚至在过去一年里，我和媒体人，也就是记者打交道的时间，可能比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一位CEO 都要多。你知道，和每个人交流都很花时间。在过去四年里，有五家全国性媒体为我做过人物特写，Linda Graham 为《洛杉矶时报》写的，L.J. Davis 为《纽约时报》写的，我都记不清其他媒体的情况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人就某些特定方面的事情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我每周平均花多少时间，大概两小时？但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每周要花80 小时。想和我单独交流的人多得数都数不过来。我尽量接受采访，我之前都不认识L.J. Davis、Linda Graham 这些人。

但如果是关于特定的报道，比如有人打电话来问储贷协会危机、会计或银行业务之类的，我会尽量和对这些话题有一定了解的人交流，不然你可能要花45 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基本上就是在给对方上保险入门课，最后他们还是写不出好报道。我不是指责他们，只是他们确实缺乏相关知识。有些话题很复杂，我愿意花45 分钟或一个小时和那些已经有一定了解，只是想挖掘一些细微差别之类的人交流。所以我花了不少时间在这上面。

有些新闻爆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接到上百个电话，如果每个电话都花10 分钟那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公关部门。要是换做别的公司，可能会有十几个人专门负责公关，丑闻爆发的时候，还会临时增加人手，我不知道最多会有多少人，但如果公关部门平时有12 个人，我猜可能会马上增加到30-40 人，他们会一直接电话。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准备，也觉得没必要。有时候和一些记者交流很有意思，但有时候又觉得没什么成效，也提不起兴趣，等等。

但我的原则是，如果我知道对方很专业，就会多花些时间和他们交流，要是不专业就少花时间。当然，我现在也认识了一些很专业的记者，也不太想再去尝试和新人交流。我就像不会轻易去新餐厅吃饭一样。

提问：这有一段来自xx 这本书的话："公职人员和许多其他观察人士似乎认为，新闻媒体粗鲁、傲慢、愤世嫉俗，喜欢夸大其词、骚扰他人、追求轰动效应，还极度麻木不仁。"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巴菲特：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很有意思。美国有1600 家报纸，我能想到的，只有《洛杉矶时报》的David Shaw 会定期撰写媒体评论。David 写过很多精彩的文章。实际上，也许有人已经这么做了，我觉得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书会是个好主意。几年前，David 写过一篇很棒的评论。你们知道，《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很长，内容很全面。他采访了40 位编辑，这些编辑你们可能都认识，还采访了一些其他相关人士，询问他们对关于自己的报道的看法。当然，他们用了上面那些形容词来描述。他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报道的准确性，其次是预设结论。这就是问题所在。

和打电话来的人交流时，还有个问题，很多时候，对方心里可能已经写好一篇报道了。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想从45 分钟的采访中找到一句话，来支撑他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所以他们并不关心话题的逻辑发展，只是在"收集引语"。他们愿意花45 分钟和你交流，就为了找到能用上的一句话。在David 的采访中，《环球报》的 Tom Blainship 等编辑都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他们第二大不满。而且他们自己经历过这种事后，也变得更敏感了。事实上，有个人说，他后来写每篇报道的时候，写完后都会根据年龄，把故事中的人物换成自己的兄弟、儿子或者母亲，检查自己对故事的描述是否客观，以及报道的准确性等等。

坦率地说，我觉得记者有截稿压力，这和杂志领域不太一样。人的行为和能力呈钟形曲线分布，在军队、宗教组织、企业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有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有完全没什么才华的人，大部分人处于中间水平，很平庸。在新闻行业，绝大多数人都还算正常，有一些人道德水准很高，大部分人道德水平尚可，但如果新闻够劲爆，他们可能会忘记提到消息来源，采访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倾向性。还有少数人道德败坏。和其他行业相比，新闻行业的人员构成没什么特别的。如果你长时间和很多人打交道，肯定会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我不记得具体有多少次了，我肯定没和832 个人都聊过。但绝大多数人，就像你在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或其他地方遇到的人一样，大多数人都在努力把工作做好。他们的能力和经验不同，自信程度也不同。他们大多会有好的经历，但也会有人遇到不好的情况，就像买东西遇到态度不好的售货员一样。我觉得新闻行业和其他行业没太大区别。如果你经历得多了，总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新闻行业的难处在于，除了刺客，几乎没人能像媒体那样，一旦报道有误，就会给你造成巨大的伤害。当然，也有其他人可能会故意这么做，这要看具体情况。也许有些医生也会做出很伤人的事，但你主动找医生看病，能看到医生的意图，也能决定是否接受他的治疗。有些律师也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但一般来说，你可以选择是否和他们合作。你去家具市场，可能会有不好的购物体验，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不错的。但在新闻行业，你没有"不逛这家店"的选择。你可以决定如何应对与媒体的关系，但无法置身事外。所以，要是你不幸遇到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或是碰上报道水平很差的记者，就只能被迫参与其中。这在社会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有一类人拥有类似的权力，但通常需要他人发起行动，那就是联邦检察官或地方检察官，他们有权决定是否起诉某人。不管最终你是否清白，被起诉这件事本身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检察官只要发起行动，就能给你带来各种麻烦，无论你多么无辜。不过，这种权力的使用并没有那么频繁。新闻行业却拥有这种权力，这是它的本质，虽然这种本质对我们不利，但这就是现实。

新闻行业，尤其是报业，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和我祖父那个时代不同，如今美国有1600 多家日报。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不存在相互竞争的报纸。原因当然是，这个行业的经济规律决定了每个城市、乡镇或大都市地区往往只会有一家报纸。这并没有什么恶意或不妥之处，这就是Tom Lynch 所说的"适者生存"。最终，报业竞争没有亚军可言，只有赢家通吃的成功，这意味着报纸拥有极高的价值。要是你排名第二，那就等于失败。在美国，几乎没有其他行业是这样的。

要是有1600 个城镇，每个城镇都有一家汉堡摊、一家银行、一家女鞋店等等，那么全国最好的鞋店或汉堡摊肯定会有竞争。大家会关注那些经营不善的店铺，而优秀的店铺会脱颖而出。但报业并非如此。十年前，大家都在谈论曼彻斯特《联盟领袖报》，当时是Loeb 在经营。有人说它是全国最差的报纸，还有什肯、瓦拉吉亚等地的报纸也被这么评价。然而，那些拥有大量资源、资金雄厚的大型新闻机构，却不愿意在曼彻斯特再办一份报纸，即便他们声称能办出一份很棒的报纸，也不想去挑战那份糟糕的报纸，因为报业并不适合竞争。

因此，从本质上讲，在报业，无论你经营得好还是差，都能赚很多钱，没什么区别。你随便挑一份你认为很差的报纸，我都能找出一份利润率高达30%的报纸。过去，人们总是嘲笑Roy Thompson，说他不是个好人，也不考虑后果。我很高兴在伦敦见过他，还问过他如何应对这些评价。他心里有数，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对这些事倒没什么感觉，但那些年很多人都批评汤普森旗下的报纸。可它们的利润率却是最高的。**很多人总说卓越能带来盈利，说自己富有是因为做得好，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按照这个逻辑，汤普森的报纸才是最出色的。实际上，报业的利润和质量之间并没有关联。

这意味着一份报纸质量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其所有者的意愿。这很有趣，也很奇妙。在美国商业领域，几乎没有其他行业是这样的。如果你开一家汉堡摊，旁边可能就有麦当劳或其他竞争对手。要是你的服务很差，价格又高，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除非你拥有受监管的垄断经营权，但那样的话你的利润也会受到限制。而在报业，你想做好就能做好，想做差也没人拦着。全国有1600 家报社，它们的质量参差不齐，但质量和盈利能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是出版商们不愿意谈及的话题，或许不聊这个更好，因为要是你能一直激励员工，告诉他们只有做到卓越才能生存下去，这可能是一种激励手段，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提问：你会把这些观点也应用到电视新闻行业吗？电视行业的经济规律会导致一个地区只有一家电视台吗？电视新闻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巴菲特：电视行业有趣的地方在于，你把全国分成100 个地区来观察，看看在晚间新闻收视率方面，哪家电视台领先。你会发现，就在几年前，每个地区的情况都差不多，但我敢说现在100 个地区里有95 个都是这样：在当地新闻收视率领先的电视台，其晚间新闻也很可能领先。无论是丹·拉瑟、彼得·詹宁斯还是其他人主持的节目。也就是说，本地新闻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在费城，美国广播公司ABC 旗下的电视台，彼得·詹宁斯主持的节目观众数量，可能现在依然和丹·拉瑟及其他主持人的节目加起来一样多，过去肯定是这样。这得益于本地新闻强大的影响力。这对新闻主播的自尊心可能是个打击，但这是事实。那么，影响本地新闻收视率的最大因素是什么呢？是之前节目的引流。这就是为什么要是能有像奥普拉的节目那样，有着40%收视率的节目为其引流，那效果简直太棒了。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个循环，有点复杂。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和全国广播公司NBC 的早间节目，过去就受益于前一晚观众没换台，观众的这种习惯对节目帮助很大。这很神奇，有些人设定好频道后就不再更换。

美国广播公司旗下的电视台在各个市场，比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费城、休斯顿、弗雷斯诺、达拉斯等地，本地新闻收视率都排名第一。我也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些人真的很擅长节目编排，能力超强。在布法罗，有一个在ABC 附属电视台工作了30 年的人，他积累了大量忠实的观众。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主播在大城市能吸引大量观众，远远超过报纸记者。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报纸的人来说，这有点令人沮丧。哪怕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报纸记者，比如像巴特·达尔那样，你的影响力也远远比不上一个能让洛杉矶、纽约等地新闻收视率提高一两个百分点的主播。我看那些大城市的本地新闻节目时，很多时候感觉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不过，在收视率竞争激烈的时期，他们会对节目进行一些调整，我也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不得不承认，这些调整是有效果的。

电视新闻和报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们通常每天只看一份报纸，而且你没办法像卖报纸那样，通过降价来吸引观众，比如把报纸价格从20 美分降到15 美分。看报纸的时候，十个人里有九个不会再去看第二份。但看电视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轻松地换台。

要是电视的发展像录像带格式DCR 之争那样，你在购买电视时必须在两种格式(比如DHS 和Betamax)中做出选择，而且只能选择一种，假设现在我们周围有12 个电视频道，每个频道都要1000 多美元，而你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如果世界是这样发展的，那么肯定会有一家电视网占据主导地位，把其他对手挤出市场。就像在录像带格式竞争中，当DHS 格式领先于Betamax 时，Betamax 就被淘汰了。但在现实中，看电视时你可以随意换台，非常方便，你只需要坐在那里不用搬家也无需再购买其他产品或其它东西，这就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竞争态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

提问：换一个新闻领域来谈谈，我现在想到一些新闻纪实类书籍，比如迈克尔·刘易斯写的《说谎者的扑克牌》，这类书讲述华尔街和交易相关主题。你读过这类书吗？有什么看法？

巴菲特：是的我读过，我什么书都读，每天大概会花7 个小时阅读。我家人对此已经习惯了。

像新闻纪实类书籍，还有电视上的纪实剧，我刚刚还看了《门口的野蛮人》的剧本。我认识书里很多原型人物，也读过这本书。我想说的是，有数千万人会根据某个编剧的描写，来形成对亨利·克拉维斯、罗斯·约翰逊等人的看法，这完全取决于编剧。编剧在一定程度上会依据事实，但也会为了让内容更有趣，对人物进行一些夸张塑造。我认识雷·斯塔克买下其剧本的那个编剧，他为了让亨利·克拉维斯配合他创作，出价2.5 万美元。亨利总是说，配合创作就像掰手腕，要是不配合，编剧就会安排阿诺德施瓦辛格来扮演他。我不知道亨利最后有没有配合，但大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因为了解一些书中故事的真实情况，所以我对这类书里的内容会持怀疑态度，但我还是觉得它们很有意思。

追问：你对《说谎者的扑克牌》有什么具体看法吗？

巴菲特：我可以说，我知道有些情节有很大的夸张成分。比如，刘易斯根本没去过纽约，而且我了解约翰·贝里的情况，我觉得书里描写的一些情节不太可能发生。但这是个很精彩的故事，对此也没什么办法。数百万人会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约翰·贝里、约翰·古德弗雷或其他人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个人敢打赌，书里很多内容都不是真的，但我也没办法证明。毕竟我又不能一整天都盯着看。不过这样写确实让书更精彩了。

实际上，我认识一些写书的作者，出版商给了他们50 万甚至100 万美元的预付款，还不断催促他们把书写得更精彩，你知道他们想把书卖爆。也有人给我开出高额预付款，邀请我写书，但我不会为了赚钱就随便写一本书**。我可能会写，但不会为了钱而妥协，因为我不想写那些需要去证明真假的内容。但如果有人给你50 万或100万美元，他们肯定希望书能大卖。**

**我很同情那些写纪实类书籍的作者，因为书里的内容可能会对书中人物造成很大伤害。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书中的主角，而书一旦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影响力就更大了。**我不知道尼克松在水门事件期间是否真的和基辛格等人跪地求饶，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一旦这些情节被搬上荧幕，数千万人就会信以为真。这就是我讨厌这类作品的原因，我觉得它们准确还原历史的可能性极低。20 年后，人们可能会更相信这些荧幕呈现的内容，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荧幕的影响力太大了，书籍也有影响力，但荧幕的影响力更是惊人。

提问：对于你利用媒体来处理所罗门危机的一些批评，你有什么回应？

巴菲特：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和媒体打交道，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写报道。

我记得到所罗门的第一天，那是8 月的一个周日，我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原本打算邀请100 名记者，结果来了几百人，他们穿着短裤就赶来了。我当时要尽我所知，把过去48 小时内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们，因为我不能保证每个事实都准确无误，我当时也跟他们说明了这一点。**但我能把我知道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这样一来，他们至少能和我基于同样的事实基础展开报道，之后在国会听证时也能有更充分的信息。**我们提交了50-60 页的材料，详细说明事件的影响。

但毫无疑问，如果遇到丑闻，最好的做法，也是我能做的，就是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公开，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说谎，也别太在意律师或公关人员的意见，因为他们往往会让你什么都别说。但外界会根据一些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快速报道来做出判断。想想水门事件最初的情况，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逐渐了解事件全貌，但期间各种人物来来去去，还发表一些利己的言论，媒体也进行了错误的报道。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去做，尽你所能的接近事实。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被打个措手不及，发现之前告诉媒体的信息有误，而又有重大事件曝光，那就麻烦了。但我们一直都是把知道的情况全部公开。出于客户保密原则，我们把所有材料都交给了政府，其中很多内容后来都公开了。很明显，有些人利用媒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股票市场的卖空者会给参议院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媒体打电话。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接到同一个人用不同身份打来的电话，还传播着四五个不同的谣言，诸如外汇问题等各种谣言。这就像一场多维度的危机，很难处理得完美无缺。但只要你如实公开你所知道的情况，就不会陷入太大的麻烦。当然，如果你自己没有被卷入其中，那是很幸运的。要是像JohnDean 那样深陷其中，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

顺便说一句，我的朋友JimBurke 在处理高地公司(Highland)的问题时，就无视了公关和律师的建议，只是如实公开他所看到的问题。你知道他每天工作18 个小时，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天。这是一个不错的案例。问题在于，新闻报道往往会追求最低限度的共识，总有人会写一些报道，一旦报道出来，就会像食物链接力一样传播开，还会用一些特定的表述。在我们公司，要是我自己是一家大报社的编辑，或者是电视网的新闻总监，我可能不会写那样的报道。我觉得一旦这类报道开始传播，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我觉得，从宪法层面来讲，并没有所谓的"民众知情权"。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会拿这个当借口，为自己觉得不该做的事情辩护，但宪法里并没有这一条。但有些事情你又不得不说，不过就我而言，从宪法角度来说，我不认为民众有知情权。就像亚瑟·阿什既没有和我女儿约会，也没有和我女儿打网球，但这类报道还是会不断出现，根本停不下来。

提问：今天媒体行业还是一个好投资吗？如果不是，那么还有哪一类行业符合？

巴菲特：我在1991 年伯克希尔公司的年报里写了一部分内容，我们很乐意给你们寄一份。关于媒体行业，我想说它依然很棒，但不像过去那么好了。和其他行业相比，媒体行业的资本回报率很高，是个很不错的行业，但确实不如以前了。这也是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在寻找可靠公司时，对这个行业不太感兴趣的原因之一。虽然没人和我竞争，但我和朋友汤姆·墨菲，还有我妹妹一起看周一晚间橄榄球比赛的时候，电视是一台很棒的45 英寸彩电。比赛期间我对墨菲说，ABC 的转播画面太棒了。我还说，但我宁愿回到过去，只看一台8 英寸的黑白电视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那时只有三家电视网可供选择。

**以前媒体行业就是这样，每年只要提高价格就能赚很多钱，那真是个好行业。但现在这个行业的优势被削弱了。**30 年前，美国有3 条高速电视网，信号几乎覆盖了每个家庭。从传播角度来看，这3 条电视网非常关键，很多人在另一端观看节目，而高速电视网掌控着收益。现在各种各样的电视网层出不穷，**所以像迈克·泰森、好莱坞的明星赚得盆满钵满，因为现在人才才是稀缺资源，而媒体行业变成大众商品，不过是众多电视网中的一条。**虽然它仍然很好，但已今非昔比。报业也是如此，曾经很不错，但现在广告传单公司(Advo)和美国邮政成了报业最大的威胁。我以前常对《华盛顿邮报》的人说，就算《华盛顿明星报》能优先挑选美国各地的100 名记者，对《华盛顿邮报》的股价也没什么影响。但要是美国邮政把三类邮件的费率降低20%，或者电话公司涉足广告业务，那对报业的影响就很大了。这就是竞争所在。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年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除此之外，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了，鲍勃应该也知道。

提问：你对情绪对市场的影响写过很多内容。从宏观角度来看，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这些情绪呢？另外，你能具体谈谈PS 集团吗？有篇报道让它的股价上涨，之后《今日美国》上有人发表评论，导致股价下跌。媒体对市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巴菲特：媒体的报道周期通常很短，很难发表有深度、有价值的内容。我真正想知道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比如说，1919 年你花40 美元买入可口可乐的股票，最后能赚180 万美元。我现在想知道下一个"可口可乐"在哪里，但这种长期的投资分析对报纸来说没什么吸引力，所以你很难从报纸上获取这类信息。不过，这里面有个有趣的现象。我和新闻工作者本质上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我会去研究一家公司，评估它的管理层、竞争对手、产品、服务、价格、成本等各个方面，就像记者做报道一样。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报道"任务，每天早上上班，根据一些事件确定一个"报道"主题，而这个主题往往是与X 的价值是多少相关，这就是我的工作。

1973 年，我们购买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时候，它的总估值是8000 万美元，当时Woodward 正在报道水门事件。假设当时Bradley 对Woodward 说："我希望你接下来一周研究一下华盛顿邮报公司的价值。"如果Woodward 接受了这个任务，用一周时间做调查，他很可能会得出华盛顿邮报公司价值4 亿美元，而当时它的售价只有8000 万美元。要是他真的做了这样的"报道"，肯定能大赚一笔。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报道"主题。我跟Woodward 说过，让他每天早上6 点到7 点给自己安排一个任务，研究一只股票。很多人总问我该买什么股票，我就说让他们自己去研究。每天用一个小时做自己安排的研究，剩下的8-10 个小时再去完成Bradley 安排的工作。研究华盛顿邮报公司可比他当时报道的那些中情局背后干的事情容易多了，比如去调查该公司当时拥有的4家大型电视台，采访一些电视行业的经纪人，了解其他类似公司的交易情况，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有意思的是，25 年来报道伯克希尔公司的记者有很多，但几乎没人买入伯克希尔的股票。这通常并不违反职业道德，在大多数媒体机构，尤其是大型杂志等，记者只要把自己的投资行为告知编辑就可以。这些记者一直报道伯克希尔，试图弄清楚我在想什么、公司在做什么，他们看了公司的业绩记录，但就是不采取行动。他们写完报道就去关注别的事情了。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眼睛(看到的信息)和大脑之间(投资决策)好像没有建立联系，因此无法做出有效决策。但我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投资的，我确实买了股票并付诸行动。所以我说，90%的投资就在于给自己设定正确的"报道"主题，而做投资分析其实并不难。

提问：还能问一个问题吗？(听不清)

巴菲特：每四年我都会参与这类活动，见证鲁尼·阿灵顿的相关报道。这类活动很难把握，因为人们喜欢看赛马式的竞选活动中的竞争态势，记者们也热衷于报道这些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基本上我们都被这种"赛马式"的报道牵着走。这确实很有意思，对国家来说也有好处，能让大家关注时事。每天翻开报纸，我能看到有些报纸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不过，我觉得电视报道，除了一些新闻节目外，做起来比较困难。坦率地说，我认为那些节目还不错，但电视网的新闻报道难度很大。有些报纸在报道候选人的活动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比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要是你订阅了《华盛顿邮报》周刊，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相关内容。他们真的在努力报道这些事情，至于读者对这些内容的关注度和对Jennifer Flowers 这类花边新闻的关注度相比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但报纸上确实有大量篇幅在报道，而且有优秀的记者参与其中，这些报道内容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电视网新闻就不一样了，总共就22 分钟，很难深入报道。OK(掌声响起)

我们将和巴菲特先生一起去俱乐部共进晚餐。请大家不要挤同一部电梯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过去，谢谢巴菲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