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2006年与沃顿商学院学生问答

2006年：《巴菲特：2006年与沃顿商学院学生问答》

2006 年 2 月 17 日

提问Q1：

伯克希尔有众多优秀的经理人，您特别擅长发现和选择人才。人们常说，有才能的人，特别难管理。我们将来要从事经理人的工作，请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您的经理人绩效特别高，您是怎么管理的？

巴菲特：

首先，我说两点。

1. 我有机会自由地挥毫泼墨，创作自己的作品，这是我人生的幸运；
2. 我喜欢展示自己的作品，我喜欢得到掌声；

在选择经理人的时候，我盯着他们的眼睛，问他们是爱钱、还是爱生意？如果他们爱生意，但不能每天早晨从床上蹦起来去工作，那是我的错。我有责任给我的经理人提供两样东西：一个是让他们创作自己的作品的自由，另一个是掌声。我给他们鼓掌，他们觉得我的掌声恰到好处，因为我懂他们管理的生意。我只是换位思考而已，把适用于自己的，也提供给别人。伯克希尔的很多经理人本身已经很富有了。在他们将生意出售给伯克希尔时，我要他们看着我的眼睛说，是爱钱，还是爱生意。我不和经理人签合同。当我们的经理人早晨 6 点半就起床去工作时，他的妻子问：“你这么起早贪黑的，赚来的钱都送到了奥马哈，你何苦啊？”我希望，他妻子这么问他的时候，他能给他的妻子一个很好的回答。我有责任建立一套合理的薪酬体系，这套薪酬体系不是发伯克希尔的股票期权伯克希尔股价的高低与他们的业绩不直接相关。

我给老虎伍兹当过球童，我在伯克希尔要做的就是找到各行各业里的老虎伍兹。

在工作上，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和自己喜欢的人共事。如果这个人，不是你敬佩的、信任的，肯定不行。我只聘请我愿意和他做朋友或邻居的人。我选择让我的生活更轻松的人。谁都没办法和让自己反胃的人共事。

提问Q2：

请推荐您最近读的几本书。

巴菲特：

非商业的书：

凯瑟琳·格雷厄姆 (Katharine Graham) 写的《Personal History》

这本书充满真意，讲述了最有趣味的一种人生。

凯瑟琳是一位有能力的女性，但是她的母亲和丈夫都说她不行，所以她自己特别缺乏自信。后来，她全凭自己的坚持，最终取得了成功。凯瑟琳的自传写得太好了，我都不敢写了，怎么写都不可能比她写得更好。

关于商业的书：

本·格雷厄姆写的《聪明的投资者》，学会了格雷厄姆教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做不好投资。

1. 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不想要这家公司，也别买它的股票，学会分析生意。
2. 市场是你的仆人，不是你的老师。
3. 每笔投资都留足安全边际。

查理·芒格写的《穷查理宝典》，查理关于商业和人类行为的智慧简直逆天了。他从冷眼旁观中有很多领悟。

《客户的游艇在哪里》也是一本好看而且有智慧的书。

提问Q3：

您对投资的热爱从何而来？

巴菲特：

我觉得投资是一场充满魅力的比赛。参与这场比赛的人如此之多，也可以说，投资是一场终极的比赛。

我应该是天生就有投资的基因吧。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伟大的美国社会，我天生具备投资基因，实在是幸运。如果我出生在非洲，为了不被狮子吃掉而拼命奔跑，大声喊着“我会配置资本”，我有投资基因，也没用啊。

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 B 夫人是天生拥有商业基因的。只是她年轻的时候，从苏联长途跋涉到了美国，才发挥出来。来到美国之后，B 夫人的大女儿 5 岁时去上学，在学校里学英语，B 夫人的英语是向自己的女儿学的。经过 16 年的努力，B 夫人攒下了 500 美元（每次她攒够 50 美元，就寄回苏联，资助亲戚来美国）。有一次，她走进美国家具城，简直看呆了。她模仿美国家具城的名字，自己开了一家店，进了 2000 美元的货在自己家里出售。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现在的营业额已经高达 3.5 亿美元。她不会读，也不会写。在我们签的合同上，她只是打了一个记号表示同意。她的竞争对手曾经把她告上法庭。她自己为自己在法庭上辩护，她说：“地毯，我是 2 元进的货，卖 3 元，他们卖 5 元。您说吧，请问您觉得我应该从自己的客户身上敲诈多少？”后来，连法官都从她那买了地毯。

从 B 夫人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她身上必然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不是高智商。伯克希尔有很多没念完大学的经理人。

B 夫人很少在家，几乎总在店里。她很少请人去她家里，我拜访过她几次。在她的家中，所有家具上面都挂着绿色的价签，她说这让她更有家的感觉。

老虎伍兹每天都练习打 500 个球。每一个球，都不是随便打的，而是心中看好了具体目标，一定要让球落在草坪上的某个地方。只是为了钱，根本做不到。

我喜欢投资就像我喜欢打桥牌一样。我一周打 12 小时的桥牌。打桥牌对我来说很重要，拥有一艘游艇、五栋大别墅，我绝对受不了。

提问Q4：

您如何看待美国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富人应该为社会做些什么？

巴菲特：

假设这样一个情景：在你出生之前的 24 小时，一个精灵出现了，它给你一个权力，你可以设计自己将要生活的世界，社会制度如何、政治制度如何等等。

精灵也有个条件，你必须从 60 亿张彩票中随机抽取一张。这张彩票将决定你在这个世界生下来之后，是怎样的人，是黑人还是白人、是富有还是贫穷、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身体健壮还是孱弱多病、是聪明过人还是头脑迟钝。

你已经知道了，自己要随机抽取一张彩票决定自己生下来是怎样的人，那么你会设计一个怎样的世界？

你一定希望设计一个富饶的世界，生产力不受制度的任何阻碍，物质资源极大丰富。你一定希望设计一个像选拔奥运会运动员一样的机制，让杰克·韦尔奇去经营通用电气，让麦克·泰森去打拳击。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机会均等特别重要。首先，要建立一个有监管的自由市场，使得生产出的产品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是第一步。然后，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把那些没抽到好彩票的人照顾好。美国发展到今天，智商 80、90 的人能做的工作很少。整个社会群体的智商分布没变化，但工作对智商的需求却变了。

一个富足的社会应该消除不应有的恐惧，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特别好的制度。100 年前，美国还没办法建立社保制度。1930 年代，时机成熟了，美国的社保制度建立了起来。

美国的机制体制能充分释放人们的潜力，所以我们才这么富裕。中国已经逐渐赶上来了。

1790 年，一个智商 90 的人能做 90% 的工作，即使是没有抽到好彩票的人，也有许多机会。在当今时代，人们的智商分布曲线没变，但工作对智商的需求变了。

提问Q5：

最近“按基本面选股定投”（包括乔·格林布拉特的书）比较流行，即按照股息、估值等基本面数据选股，而不是像传统的指数那样按市值分配权重，您如何看？

巴菲特：

乔的理论基础是用便宜的价格买好公司，我同意。乔写书，是写给那些希望得到一套固定体系的人。一个投资者，如果能看懂生意，可以实现更高的投资收益。如果看不懂生意，乔给出的那套体系比看 CNBC 强多了。例如，一位牙医，不想花太多精力研究投资，完全可以用乔的方法。乔的方法是分散投资，所以承受得起偶尔遭遇公司欺诈或个别亏损。格林布拉特的根本出发点是用便宜的价格买好公司，在座的各位都有很大的潜力，你们有能力自己去研究公司，研究公司的生意好不好、管理层是否优秀、股价是否合理。我做投资就是研究这些。乔的书很不错。

提问Q6：

您希望FASB或SEC实施哪些进一步的标准或法规，以防止或遏制误导性的财务报告？

巴菲特：

舆论曝光让90年代的种种过度行为被清理出局。我们每年需要从最糟糕的50人名单中公开绞死3人。确实已经有一些“绞刑”发生了！90年代的CEO们出现了道德滑坡：如果那些人人敬仰的人都在这么做，那我为什么不能？媒体曝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甚至超过法律。

在过去10年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几乎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欺诈行为。如今再当坏人已经不再“时髦”。而在1990年代，这种行为或许还更容易被接受。陪审团审判虽然不可预测，但它们的存在以及你可能登上财经版头条的事实，具有重要威慑作用。

我常把董事会比作“大象相撞”。如果你总是和其他重要人物发生摩擦，那你一定是在做某件重要的事情。而指出他们工作糟糕，只会让这些“大象”难堪。

提问Q7：

请问评估一位基金经理应该看多长时间的业绩？有很多价投大 V 推荐 Oakmark，但是它在过去 10 年里的收益率只有 8.4%。

巴菲特：

我评估基金经理人不是只看数字，我要看业绩是怎么取得的。例如，在 8 年时间里，20 个人都跑赢了标普指数 300 个基点，我可能会排除其中的 18 个。在市场的不同阶段，总有这种或那种投资风格的收益特别显眼。就像浮在池塘上的鸭子，天下雨了，鸭子以为是自己把自己升高了，其实是下雨了。这也不能怪鸭子。在某个市场阶段，某种风格恰好能赚钱。我几乎没见过能改变自己风格的人，有的话，也非常少。

1969 年，我关闭了自己的合伙基金，需要给我的客户找到新的投资途径。我把资金寄还给客户，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我推荐购买市政债券，还推荐了两位基金经理，一位是比尔·鲁安 (Bill Ruane)，另一位是桑迪·戈特斯曼 (Sandy Gottesman)。

我退出是因为我不看好当时的市场。有些客户资金量较少，桑迪不感兴趣，比尔接纳了他们。最初的几年，比尔的业绩比较差，但我一点都不担心。

再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例，我知道他们是一群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但是他们过分依赖统计方法了。他们用的杠杆特别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提问Q8：

您喜欢刁钻的问题。能否请您分享一下别人问过您的最难、最刁钻的问题？也请您分享一下您自己提出过的最难的问题？

巴菲特：

当我与公司会面时，在会议最后我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要离开十年，只能买你一个竞争对手的股票，你会选哪一家？如果你只能做空一家竞争对手的股票，又会选哪一家？”这是一个“银弹式”的问题。我还常问：“如果我们角色互换，你会问我哪些问题，假如我是你来经营这家公司？”

我自己问过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问我的妻子愿不愿意嫁给我。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正确的答案。一个人最深刻的变化来自于与伴侣的互动。你的配偶是谁，对你的人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而有些人确实会在这个选择上犯错。

提问Q9：

当您思考接下来的100到500年，您预见到哪些最重要的社会或宏观经济变化？（您是否依然相信美国将继续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强国的重要地位？）

巴菲特：

贸易赤字或经常账户赤字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们最终可能会改变在医疗保险债务方面所作的承诺。政府实际上拥有对你收入的某种版税资产。政府拥有伯克希尔35%的收益。政府从伯克希尔获得了30亿美元的收入。他们持有的是A级股票——他们拿走公司创造的现金，而不再投资。这些股票比我自己的股票还值钱。想象一下，如果政府设立一家特殊目的公司——“伯克希尔税务公司”——那这家公司的价值会是多少？它的价值会高于还是低于普通的伯克希尔股票？而A级股票所代表的政府收益比例也是可以调整的。二战时，美国政府拥有91%的收益份额。如果今天美国股市价值在16万亿到17万亿美元之间，那政府所持有的那一部分到底值多少？

我对贸易赤字很担忧。我们每天都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20亿美元的“欠条”。我们就像一个花费超出收入6%的富人家庭，为此我们不得不不断变卖“家产”。这些债权人将有权利索取我们生产的一部分。这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把这样的包袱强加给下一代是很危险的。回想一下美国独立战争——试想如果富兰克林当年把GDP的4%送给英国，听上去也许是个好主意，但最终这将导致政治不稳定，并会被重新谈判。我们正在一步步把自己推向这样的境地。

如今世界其他国家拥有3万亿美元的美国资产。这看起来没什么，但利息会逐渐积累。净投资收益将变为负数。这是当前我们社会面临的第一大问题（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问题比政治周期还要持久，我们正在接受“供应商融资”。

我们必须对高端医疗进行配给，尤其是那些只延长生命几个月的治疗。这对富裕社会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药品会越来越好，人们寿命也会延长，但这会使资源变得更加紧张。你愿意花多少钱来把预期寿命从92岁延长到93岁？这将会在生产年龄群体与退休人群之间引发冲突，这在AARP（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等组织中已有体现。

对世界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知识的扩散。我们永远会有一部分“妄想狂”存在。过去，这些人最多只能扔块石头。而如今，他们能造成的破坏远大于以往。希特勒当年驱逐了德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仅仅因为他极端反犹；而这些科学家发明的V2火箭若当时真有核弹头，也许会改写整个二战历史。

现在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疯子”存在于世界上（比例其实没变），关键在于——他们究竟能造成多大的破坏？这个限制因素是什么？知识就像资源一样，是一种限制因素。人类永远有意图，现在他们也具备知识。某种攻击终将发生，迟早而已。这类攻击更可能来自生物武器而非核武器。我们因天花病毒文化稀缺而“幸运”地避免了一些问题，全世界仅有两个地方拥有相关培养文化。天花有7天潜伏期，非常适合被用于空中旅行传播。

华盛顿特区的狙击案中，仅2人杀了1-2人/天，就让整座城市陷入瘫痪。

我创立基金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那些没有自然资金来源的大问题。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是金钱能解决的，那它就会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

扶贫不是答案。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使用过核武器。（这里引用了巴菲特父亲在国会的回忆）在二战期间，美国国会没有人对投掷核弹、造成20万人死亡感到忧虑。他们认为自己有理由那么做。我们全世界都有一些人，是以一种扭曲的逻辑思考问题。我曾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顾问（他们其实只是想让我去为他们争取更多预算）。我们已经准备好发射核弹。这是一种“用掉它，否则就失去它”的心态。

至于伊朗，如果有25个国家拥有高浓缩铀，或者那些长期由独裁者和神职人员控制的国家，最终几十年下来肯定会发生点什么。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从事保险工作。麦克纳马拉在《战争迷雾》中就显示了战争的真正风险。如果是俄罗斯，他们很可能会从古巴发射核弹。

提问Q10：

如果你必须在年底前捐出10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你会捐给什么事业？你会如何做出决定？

巴菲特：

我每年捐赠1.25亿至1.5亿美元用于慈善。我为我的六位受托人录制了一段时长1分45秒的视频，并写了一封信，他们几乎都是女性——伙计们要小心了！我给她们的是原则而不是具体指令。

其中一项原则是：关注那些没有自然支持群体、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那些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观念。举个例子，约翰·洛克菲勒曾资助黑人大学，那是当时没人愿意碰的问题。这些学校没有富有的校友，洛克菲勒说：“那我就做他们的校友。”这正是我喜欢的那种事情。

做不受欢迎的事，往往意味着你会频繁失败。我希望我的基金会专注于那些具有高失败风险的事务——这是我做生意时所追求的反面。我期待他们去挑战最难的问题。我的理念是：他们活着时的判断比我死后埋六英尺地下时更可靠！

我希望他们资助减少核、化学或生物武器攻击概率的事业，但我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这笔钱。此外，我也支持女性的生育自由，这在大多数基金会看来并没有自然支持群体，所以它们不会碰。但我相信收养。我认为在促进生育自由方面可以做很多好事。我不希望女性被迫承担20年的非自愿母亲身份——男人当然也不希望！

我的基金会不被允许做小事。如果她们只是写出一张100万美元或1000万美元的支票，那我可要从地下跳出来吓她们一跳。

提问Q11：

您曾经说过，伯克希尔时刻准备着应对大灾难，您为什么这么说？

巴菲特：

查理和我比较擅长考虑最坏的情况。我研究过历史上 11 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如果股市关闭几天或几个月，伯克希尔要具备应对的能力。我们经营的伯克希尔不依靠任何人。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卖出新国债，买入旧国债。新旧国债的价差达到 10 个基点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认为价差一定会消失。最终价差确实消失了，然而，在 1998 年 9 月，价差最大拉到了 30 个基点，完全不能用任何逻辑解释。这个机会，伯克希尔也参与了，但是我们没拿可能伤到我们自己的资金量去参与。机会是好机会，问题是只要与零相乘，再大的数都得归零。

聪明人用不着上杠杆，蠢人没资格上杠杆。伯克希尔可以利用保险业务的浮存金，但是我们的浮存金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保险公司，我们特别担心大灾难。我们承保海湾地区的巨灾险……伯克希尔准备好了因某一场巨灾而损失 60 亿美元。我们承保全球最大的风险，我们自愿去承担巨大的风险。我们做好了准备，即使股市关闭 6 个月，也有能力应对。我们不依靠任何人，我们自己有流动性。

提问Q12：

您讲过，用 1 角钱买 1 元钱的东西，但是价格到了 1.5 元，您为什么不卖？该什么时候卖出？

巴菲特：

在我投资的前 30 年中，我能找到的机会特别多，值 1 元钱的东西，我 6 角钱就卖了，因为找到了另一个更好的机会——值 1 元钱的东西只卖 4 角钱。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只有生意变了或者我们不信任管理层了，我们才卖出。如果现在我只管理 1.5 亿美元，我不会像管理伯克希尔这样投资。

1951 年，我刚毕业的时候，我翻看穆迪手册。在第 1440 页上，有一家公司，1949 年和 1950 年的每股盈利分别是 21.66 美元和 29.09 美元，股价在 13-30 美元之间。这样的机会，让人眼前一亮。我读了公司的年报，找业内人士调研，发现这家公司毫无问题。这本大厚手册，越往后面翻，金子越多，我真应该从后往前找。

在今天的美国，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机会了。但是，我在韩国找到了 20 只市盈率只有 2-4 倍的股票，公司都是基础行业的好公司。这些公司是没人推的，因为它们缺乏流动性，赚不到多少佣金。我对西方国家的股票比较熟，对韩国股票不太了解，所以不能投入大量资金。巴菲特还说，他用分散的组合购买韩国股票，也是为了防范个别公司可能产生的风险。

提问Q13：

您如何评价 Jim Cramer？他决定买哪只股票，能把股价拉升 5% 以上。他是否就是市场先生的化身？我听说，他有时候刚爱上一只股票，但没过几周就变心了。

巴菲特：

我一年能找到一个好机会，就谢天谢地了。每一天，每一只股票，都能给出个结论，这我做不到。市场是疯子、酒鬼、狂躁抑郁症患者，每天卖出 4000 家公司。在一年之内，股价高点是低点的两倍。公司本身其实和农场、公寓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可能像股价那样大幅波动。你买了一个农场，你肯定根据农场本身来决定它值多少钱，不可能听每天从门口走过的路人信口开出的价格。

投资是全世界最好的比赛，因为你仅仅需要找到 1 个机会，就拿到了对自己有利的一手好牌。像 Cramer 那样投资，我做不到。他主要是娱乐大众，他确实特别搞笑。

提问Q14：

您在研究一家公司的时候，一般看它过去多少年？

巴菲特：

伯克希尔的规模越来越大，我的投资范围越来越小，我对自己投资范围内的公司很了解。通用电气，从 1941 年到现在的年报，我都有，已经基本了解了，所以研究的时候不用专门研究它的历史。如果一家公司，我不太了解它的历史，我一般先深入了解整个行业的状况。

我喜欢简单的生意，最好是 10 分钟之内可以看懂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特别简单的生意，看懂了，直接打电话成交就可以了。我希望了解一个生意的护城河，希望了解客户的粘性多大，竞争对手如何。我会问它的客户是否经常比价。

巴菲特说了两个很容易理解的公司，一个是发布新闻稿的 BusinessWire，另一个是一家做相框的公司。 通用汽车很难看懂。汽车行业在我的能力圈之外。我有三个整理箱：IN (选入)、OUT (筛出)、TOO HARD (太难)。

提问Q15：

您最近收购了 Applied Underwriters 公司，您能否说几句？

巴菲特：

这家公司为小企业主提供服务，主要经营职工赔偿保险，它做的是大多数保险公司不关注的一块业务。我研究了这家公司的业绩，发现它做得很好。我收购的公司，没有一家是通过竞拍买来的。有的人在出售自己的公司时，希望给公司找个好归宿，我每次都说同样的一番话劝他们卖给我。我说：“你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挂到大都会博物馆，也可以把它卖给披着羊皮的典当行（杠杆收购基金），他们买去了，把你的公司打扮一番，再倒手贩卖给别的典当行。卖给我的话，除了我，谁都骗不了你——无论是华尔街、卡尔·伊坎，还是强势的董事会，都动不了你。”

（完）